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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知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簡介目錄賞析讀后感作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首頁 > 古典名著 > 《日知錄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內容介紹: 《日知錄》是明末清初著名學者、大思想家顧炎武的代表作品,對后世影響巨大。該書是一經年累月、積金琢玉撰成的大型學術札記,是顧炎武“稽古有得,隨時札記,久而類次成書”的著作。以明道、救世為宗旨,囊括了作者全部學術、政治思想,遍布經世、警世內涵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顧氏把寫這部書比作“采銅于山”。其對此書的價值很是自信,自言“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”。該書影響深遠,確如潘耒在《日知錄序》中評價,“先生非一世之人,此書非一世之書”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明清之際的著名學者、抗清志士顧炎武所著的《日知錄》,是其積三十余年心力編次而成的,旨在資治,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。凡經義、吏治、財賦、史地、后事、藝文等,皆探其原委,考正得失,論據精詳,文理通達,確是一部名山絕業之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知錄》內容宏富,三十二卷本《日知錄》有條目1019條(不包括黃侃《日知錄校記》增加的2條),長短不拘,最長者《蘇淞二府田賦之重》有5000多字;最短者《召殺》僅有9字。其中不少名言警句,傳誦千古,如“禮義廉恥,是謂四維”,如“保天下者,匹夫之賤,與有責焉耳矣”,“國家興亡,匹夫有責”的慷慨激昂,更是激勵著一代代中國士庶。這與作者立志學術創新有密切的聯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潘耒把《日知錄》的內容大體劃為八類,即經義、史學、官方、吏治、財賦、典禮、輿地、藝文。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.卷一百十九.子部二十九.雜家類三》則將全書分作十五類,謂:“大抵前七卷皆論經義,八卷至十二卷皆論政事,十三卷論世風,十四卷、十五卷論禮制,十六卷、十七卷皆論科舉,十八卷至二十一卷皆論藝文,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雜論名義,二十五卷論古事真妄,二十六卷論史法,二十七卷論注書,二十八卷論雜事,二十九卷論兵及外國事,三十卷論天象術數,三十一卷論地理,三十二卷為雜考證。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這兩種劃分都有其價值。前者重視了《日知錄》的經世意義,抓住了其主要的方面,并說這書只有宋元時期的名儒能做出來,明朝三百年來沒有這樣的書,將來治國者采用其說,會大有益于“世道人心”,如果僅嘆服其考據的精辟,文辭的博辨,那不是作者著書的本意。后者則偏重其學術意義,劃分雖更為細致卻不免得其體而遺其神,評價也與前者相左,盛稱顧氏考據之學而貶低其經世思想,認為“其說或迂而難行,或愎而過銳”。《日知錄》是寄托作者經世思想的一部書,內容大體分為三類:經術、治道、博聞,而核心則是“治道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中對于《日知錄》的評價是:“炎武學有本原,博贍而能通貫,每一事必詳其始末,參以證佐而后筆之於書。故引據浩繁,而牴牾者少。惟炎武生於明末,喜談經世之務,激於時事,慨然以復古為志,其說或迂而難行,或愎而過銳。觀所作《音學五書后序》,至謂圣人復起,必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,是豈可行之事乎。潘耒作是書序,乃盛稱其經濟,而以考據精詳為末務,殆非篤論矣。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實,《日知錄》中的經世思想是豐富的。顧氏提出社會風氣的好壞決定社會興衰的觀點,說:“目擊世趨,方知治亂之關,必在人心風俗”。他認為“風俗衰”是亂之源,并列舉大量事例,說明奢靡浮華的社會風氣,是導致國家衰亡的重要原因。他說評價君主的功績首先要看社會風氣:“論世而不考其風俗,無以明人主之功”。他不但從政治上提出了整頓“人心風俗”的具體措施,如重流品、崇厚抑浮、貴廉、提倡耿介和儉約等,還從經濟上分析了“人心風俗”敗壞的原因,認為要使風俗變好,必須有讓百姓安居樂業的物質條件:“今將靜百姓之心而改其行,必在治民之產,使之甘其食,美其服,而后教化可行,風俗可善乎!”除正面倡導培養人心風俗、加強禮治,他還強調法制,主張嚴懲敗壞世風的貪官奸臣,說:“法不立,誅不必,而欲為吏者之勿貪,不可得也。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日知錄》中,顧炎武強調了“勢”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的作用,主張進行社會變革,提出要順勢而行,“物來而順應”的變革思想。對于君主的地位,君主與臣下的關系,顧炎武也作了新的解釋。在《周室班爵祿》條中,他說,天子、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,并不是天生的尊貴,他們管理國家事物,與老百姓一樣,也是靠勞動吃飯。“祿”是他們為老百姓工作,取之于百姓的報酬。所以,君主不應該肆虐于上以自尊,不應該厚取于民以自奉。他列舉出大量的歷史上“稱臣下為父母”、“人臣稱人君”、“人臣稱萬歲”的例子,以淡化至高無上的君權,為建立新型的君臣關系提供歷史根據,表現出初步的民主思想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然,同一切歷史人物一樣,顧炎武也有他的歷史局限性。他的思想中有比較濃厚的封建正統意識和狹隘的民族觀念;他提出的“寓封建于郡縣之中”的改革方案也帶有不少宗法色彩。這些在《日知錄》都有所反映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日知錄》體現了顧炎武研究學問的態度和方法是對明朝空疏學風的反動,對有清一代學風的轉變與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。梁啟超認為:“論清學開山之祖,舍亭林沒有第二人。”后人仍常用顧炎武“采銅于山”的比喻,說明歷史研究要重視第一手資料,可見其影響之深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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